随着工作的进展,人们发现,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央联络委员会,负责国际促进活动的全面工作。香港是此项工作最为理想的地方。因此,在1939年7月21日,中国工合生产救济会国际委员会产生了,担任捐助和按周转性借贷基金原则个人贷款的受托管理人。这个想法是菲律宾的中国人总商会会长阿尔福索?赛西普先生首创的,在香港颇受欢迎,赛西普先生和一个取得领导地位的中国商人于克泰先生,同意在委员会里作为菲律宾中国人的代表,而沃尔特·布鲁克斯·弗勒博士被选出来,作为菲律宾工业合作社的代表,他是菲律宾工业合作社主任。
国际委员会极其幸运,获得香港的霍尔主教的领导,他是主席。霍尔是英国教会一位年青的,较为开明的领导人,是中国工合热情的支持者,从他知道中国工合的那一时刻起,就给予这个运动全心全意的帮助和高度的赞扬。
虽然他来中国比较晚,但他一到中国,就刻不容缓地开始了解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立即投身于救济和社会工作中去。在香港,他可能是最忙的人,还要积极负责领导国际委员会。1940年春天,他到了重庆、昆明和大理,在此期间,他调查了工业合作的工作。回来时,他说,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个运动普遍重要性和国际委员会的特别重要性。
写这篇文章时,这个委员会有十八个成员,不过新成员会很快加进来,代表他们各自在国外的地区组织,还有中国国内新的支持者。副主席和财务管理是陈先生,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被认为是国内最有能力、最忠诚的、最进步的银行家中的一个。当在谈话中提起他的名字时,一个担任领导的中国华侨银行家对我说:“陈先生负责帐目时,没有人会担心他们的钱会发生什么意外,我同他打了多年的交道了?!背孪壬某雒氖壮ぃ泄卸禄嶂飨巫游?,也是委员会的一个成员,也是一个坚强支柱,正如在关于贷款那一章里所描述的那样。
陈翰笙,一位有能力的秘书,以他为太平洋关系学会所进行的研究工作而出名,1939年前,在美国居住多年。他的书,《中国的地主和农民》,是关于农民问题的一个标准,陈博士被认为是第一流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也是中国最精明的政治分析家之一。
路易?艾黎是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其它成员有:
负责巴特菲尔和斯怀尔事务的芬德利?安德鲁,中国工合尊敬的总顾问工程师亚历克?坎普林,中国中央银行广州分行经理钟氏,中国工合总工程师弗兰克?莱姆,广州银行经理凯良,福盛贸易公司经理豪穆尔?凌,尊敬的香港立法会委员罗氏,还有艾达·普鲁伊特小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以及王-谭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合股人谭氏。
这个理事委员会现在负责处理所有中国工合的贷款和捐款,与政府的财政安排不同。它与孔博士和中国工合中央总部合作,但与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联系。除非指明款项的用途或者用于社会服务事业,否则捐助的款项都是以周转性贷款基金保存起来,以百分之五的利息贷给合作社,偿还后再贷出去。本金的百分之五扣除下来作为偿债基金,一小部分偿还利息是用于办公费用。对于来自各总部的帮助请求和预算请求,委员会按照它们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投票决定资金划归。委员会通过它的银行往来关系,负责忠诚地执行并把资金安全汇到各总部及各补给站去,并负责报告关于资金的使用情况和偿还情况。如果委员会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它会特别迅速而有成效地进行处理。把时间延误和手续的复杂减少到最小程度,把收到的钱尽可能快地投入周转。
截至1940年7月,国际委员会接收的捐助总共达到近一百万元,还有四个银行的长期资金贷款一百万元和在关于贷款一章中谈到的其它小量的国外贷款。这些资金中,在五月份以前,有一百一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元投资到南方几个省,剩下的在其它几个总部,包括某个前线工业,银行贷款迟迟不给那里投资。最初,极其需要专门资金,办社会福利和教育,所以国际委员会还帮助建起了培训学校和诊所等。
国际委员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秘书对所有活动作详细报告。全体成员在这里服务没有工资或费用。铅印出来的章程和使用法律,经过仔细制定,符合一切可能性。在关于贷款的章节中说过,宋子文博士安排中国银行担保通过委员会的个人贷款达五万英磅。中国中央银行也同意为四万英磅贷款提供担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