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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册上海工合的创建者原来的想法是，为中国拯救技术工人，在日本人在把他们拉到占领区之前，或者在他们宝贵的经验和能力，不因死亡、疾病、贫困、饥饿而丧失前，很快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并自动地投入生产。运动没有能很快开始，有效地为此目的服务。结果，现在较多的技术工人让日本人雇去，而不是被中国人雇来，而中国内地缺少有经验的工人，与此同时，上海的劳务市场人材泛滥。
1927年，中国产业工人总数估计为二百七十五万，而手工业工人（包括地方的矿工、铁匠等）大约有一千一百九十六万，包括三十二万从事纺织的工人。总数估计约一千五百万。在一九二七年工人运动高潮时，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工人联合会估计，组织起来的工人总数为三百万。这些工人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随后的内战中被杀，不仅仅是在城市的工人,而且还有加人红军后的工人，包括从湖北来的几千名矿工。
1933年，中国估计有一百五十万个产业工人，他们中三分之一在上海。1937年战争爆发前，估计人数为二百万。他们中的大多数现在受雇于城市，不能到内地。虽然有一些参加了军队或者回乡务农，而其它一些则受雇于上?；蚱渌胤?。
在中国，无法对难民数进行准确的估计，因为随着战争和水灾,数量每天都在变化。1939年混乱高潮中，当时日本人侵占了沿海并很快进入内地，有人估计，六千万人被迫离乡背井，他们中可能有一千五百万人几乎穷困潦倒。1940年春，来自重庆基督教青年会的乔治?菲奇对作者说，他通常用的数字是四千万。中国工合通常报告给艾黎的估计数是一千五百万人从沿海城市迁移入内地，此时，中国领土的百分之二十二被日本军臥侵占，大约包括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五。
当战区转移时，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回到他们的农田，或在城镇的家里，但新的流浪者在这人群的涨落中取代了他们。
很明显，没有办法采取适当的措施，来真正地减轻人民群众所遭受的痛苦。一个时期的和平也不大有助于解决这一经济问题，因为大量失业和贫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是长期的事情，而这方面将会因以后几年的混乱而加剧。最根本的希望是使他们投入生产——在田地里和在工业上。
在难民问题上，工合最重要的作用是间接的——通过全面恢复经济生活，通过使用农村、矿山的产品和其他原料生产物资，以及通过供应日用品和降低战争期间的物价。需要大量的资金支出真正影响难民问题和失业。同时，中国工合雇用了大约六万五千个工人，每个工人可以养活两个到五个家庭成员。因此，它就直接为约二十五万个人提供了生活。最重要的是，中国工合从饥饿中拯救了许多劳动阶级的最优秀的分子，并利用他们突出的的经验和才能。大约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工合工人是难民，而其他的是当地的工人和妇女。据说，东南总部和西北总部几乎所有的工人都是难民，同时许多难民也被吸收进西南总部。四川只有少数难民加入工合，云南实际上一个也没有。
由于在各省有补给站，中国工合能比其它组织更好地以生产为基础，组织难民救济。中国工合提出，如果资金可以筹集起来的话，愿意在这一问题上与难民合作。比如，1939年7月，艾黎提出了一个项目，在东南，中国工合要培训二千名难民，使他们成为自力更生者。这些难民来自江西、福建、广东。培训花费是六万八千元。他估计，培训需要四个月，再加上另外三个月，就可以使他们成为中国工合的全面的自力更生者。吃饭和培训，每人需要花大约三十四元（不到三美元），共七个月。当然，这不包括把他们组织到合作社中，买机械需要的资金，那样的话，估计每人平均约七美元。
弗兰克·莱姆为湖南南部提出了一个难民计划。他估计，在中国工合总部城里有七千难民,他们大多在街上乞讨，他们中约五千人是妇女和儿童。当省政府停止供给每天一角的补贴，情况就很?；衬纷吕床剐戳艘桓觥肮ぷ髑笊妗钡姆桨?，递交给救济组织。英国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立即对此发生兴趣，伦敦市长基金会，同意给二万元。美国顾问委员会，由约翰?厄尔?贝克领导，也给了二万元——规定，只用于解决妇女及儿童六个月的吃饭问题。
西北总部也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计划。它准备接收一万个河南黄河泛滥区来的难民，他们中，估计约有二千人能组织起来进行合作生产。三个月的预算为二十五万元，包括交通费、食物、衣服和两千个窑洞的住处。与此同时，所有有能力的人将接受培训，以便把他们组织成合作社，养羊、纺毛、制皮货、纺织等。每四十个人一个单位,平均要求资金四千元。然而，这二十五万元从未得到。因此，中国工合只好满足于尽它自己最大的努力。
1940年5月，另一个灾难袭击了北方，河北南部，有六十万遭受水灾的难民面临饥荒。中国工合自愿帮助他们，在河北南部建立起补给站，将其他的受害者迁移到陕西南部。在请求得到十万元，使这项个工作得以进行的呼吁中，中国工合说：“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这次灾难大概应被看作现时中国北部最大的灾难。日本人加深了这一灾难，他们妄图把这一地区的游击队消灭光，掘开了河坝，并用机枪扫射修坝的大批农民?！?/span>
直到现在，美国顾问委员会为此项难民救济工程仅捐款六千元港币。
在另一个救济难民、伤员和其他人的战线上，中国工合主动接受任何组织对各种必需品的订货，并由它在各省的补给站发送。这些东西有毛毯，订购价十元；上下装成套的棉冬衣十五元(估计大多数总部一星期可生产一千套）。棉背心四元四角可做一件,一磅药棉为一元五角，一磅外科用纱布4元4角，袜子、毛巾、皮货、牛肉罐头和牛奶，毛衣，担架，蚊帐等，订购单上还有药品。
中国工合从救济组织得到的钱少的可怜——不到二十五万。然而它能够在最需要的地方——靠近战区的地方，真正建立起永久性组织。公众对红十字会和教会救济组织普遍持批评态度，因为他们没有在任何程度上,通过中国工合，发起过生产性的救济，而把大部分钱花在“施粥、施汤”的上面。美国民间救济顾问委员会报导，1937年末至1939年底，从美国得到的资金，都分配给了中国：三百三十九万七千九百六十六点八二元，十一万七千六百零二点四美元，三千元港币，解决吃饭、穿衣、住房和医疗问题。
美国顾问委员会一共给了中国工合约九万四千元。他们用四千五百元支持的一个项目，是为西北的难民姑娘办纺织培训班。另外，同意给西北医院四千八百元。英国市长基金会给西北妇女部五千元，医院一千元。英国救济基金会给了五万元，组织难民淘金。
全国救济部1940年4月4日发布的数字说，国家救济部从其1938年4月成立起至1939年底，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共支付三千七百万元，来照顾七百六十万难民——或者说平均每人五元。此外，当地政府组织救济了五百四十万难民，个人救济组织救济了七百四十万难民，受到救济的总人数是二千零七十万。根据张福良（1940年7月20日《中国周报》)报导，“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人口运动中，涉及到五千万生灵决非夸张”。他说，“全国有二百一十四个养育院在政府和个人双重赞助下，照顾着十六万个战争孤儿?！?/span>
